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問題的焦點變成九七回歸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底能不能實施，怎麼實施？既然聯合聲明簽署了，既然一國兩制大政方針是北京提出的「天才構想」而英國人在談判桌上又予以接受，且要在香港回歸過渡期全力配合作出安排，那麼香港人也就只能抱着「疑中留情」的態度面對未來的命運。
那時，北京是有信心的，也是很謹慎小心的。因為這是自文革結束、推行改革開放、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國走向新時代用「制度創新」的方法簽署的第一份解決「兩國歷史遺留問題」的國際文件，全球矚目。中南海甚至認為此舉能為解決當代某類國際爭端提供一個新視野、新樣辦、新方法，影響廣泛深遠。因此，一定要把這件事辦好，絕不能有損自己的國際形象。
同時，香港的經濟價值、國際戰略地位、穩定繁榮對中國實在太重要，它是一件「稀世珍寶」，價值連城又極易碰碎，因此對它的呵護必須慎之又慎。要做到這些，必須約束自己。對此，北京向來是自信的。不過，那時北京也把問題看得比較簡單，認為只要制訂好《基本法》，把該堅守的原則寫清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貫徹落實就不會出大問題。回歸之初，北京最看重和擔心的是自己這方面有人違背中央意志，「有意或無意」「干預」香港事務。因此，那時中央規定內地所有地方政府、部門要和香港特區政府「打交道」必須先和中央有關部門聯繫。那時內地機構、官員來港公幹比出國還難，審批甚嚴，內地各級官員和媒體絕不能對香港發生的事「說三道四」。
現在，這些早就「解禁」了，朝廷對香港工作從小心謹慎變成敢作敢為、大膽介入，不在乎港人的感受、國際社會的觀瞻，此另類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