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談到學者的研究如何影響「一帶一路」，其中，新加坡華人學者鄭永年認為，中國通過向中亞等不發達地區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培育當地成為新興市場後，並促進中國產品銷售，也可向中國借貸。同時，這些欠發達地區人口結構非常年輕，發展潛力巨大。一切緣起學術的討論，被習近平的首席財經智囊劉鶴集大成，終成「一帶一路」倡議。
其實，追溯這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學術界對於改革的貢獻遠不限於這一次。早於八十年代初期，一群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天津南開大學為主的年輕學人經常聚在一起，從學術角度討論未來改革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些年輕學者不少後來均擔任要職，直接把當年的理論研究轉化為政策，其中包括王岐山和周其仁等志同道合者。他們當時最有名的成果，是在一九八四年舉辦了全國性以年輕人為主的經濟工作討論會——莫干山會議。
此外，還有農民日報社召開的「青年經濟問題討論會」，以至大量政治學經典著作的翻譯和書評。他們的核心思想是世界與中國應連在一起，中國應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能成為主角，這更主導着中國三十多年的發展方向。
至於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和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的學術主張，不但影響朱鎔基任總理期間的財稅改革，更長期對意識形態方向、政府行政改革和管治模式提供了重要理論資源。其中，由他們主持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以及中心定期出版的國情報告，更被譽為是國家級的重要智庫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