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這麼久的Uber與的士的矛盾，絕對不是科技因素，而是政府對市場管理的問題。Uber的商業模式表面上建基於App的技術條件，實際是對政府現有市場管理制度的衝擊。
的士或收費載客服務在政府監管之下並沒有開放市場。政府的監管包括從收費到保險、維修檢查等一系列的法規制度。Uber的做法是漠視這些法規制度，自行從事有關業務，本身便構成蓄意犯法，乃至教唆別人犯法；楊國雄局長說它挑戰香港法治並沒有錯誤。
一些人以科技創新為理由來維護Uber，可能只懂科技，不懂法律，近乎法盲；也可能基本不知道香港有關服務市場的情況與Uber的經營方法，胡亂發言。
的士服務的問題關鍵在於供應，也受制於市場上的寡頭壟斷。政府可擴大供應，增加的士牌照。一是打擊牌照壟斷者的反競爭行為；另一是有更多的士投入服務，以競爭提升服務。而打擊壟斷的方法可以是發牌以自用為主，限制轉讓，也禁囤積居奇。
有的士司機的提法十分準確：若要開放載客服務市場，則全面開放，不能限於對Uber開放。開放也應監管，與現有的士等同樣受法規制度管理。另一可能性是全面開放，也對的士的監管開放，來保證市場公平競爭，不給Uber特殊照顧優惠。載客服務為保乘客安全，政府不能不管，這是香港法治的基礎。用Uber來衝擊法治，純粹是政治行為，背後是不合理的個別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