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十八年，中港兩地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相互關係也變得複雜，矛盾增多，總的感覺是負面多於正面，消極多於積極。在中央看來，香港人心沒有回歸，離心離德，漸行漸遠，香港經濟不振，民生下降，競爭力下降，對祖國的「利用價值」銳減，有成為包袱之勢。而在香港人看來，回歸十八年，不像九七年前朝廷宣傳的那樣「回到祖國懷抱後，香港會更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不像九七年前朝廷描述的那樣令到香港人既當家作主，又享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而是香港逐漸內地化，太過親密融和的關係，各個方面的頻繁交往，香港人覺得自己熟悉和享有的公共空間被大大擠壓，生活方式、行為模式被肢解、弄亂，面目全非。
如何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愈來愈堅持自己的想法。這些想法是從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立社會主義集權制度、對內對外、久經考驗的生死鬥爭中，千錘百煉產生的一整套政治文化中而來的。這套政治文化引導下的中央對港工作方針，在認定香港的利用價值已經大大降低，認定香港的離心離德和中港矛盾已經挑戰中央權威、一國權威、國家主權以至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時候，就會愈來愈強勢對港，用鬥爭方式解決矛盾，而且會認為這些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朝廷別無選擇。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朝廷就不會在乎香港人面對威壓的感受，而香港人則是「壓而不服」。
眼見香港變成這個樣子，中港矛盾難以擺平，愈演愈烈，朝廷當然不願見，這絕非三十年前中央設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解決香港問題的初衷。中央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初衷和目的，就是為了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長期成為對中國現代化事業作出特殊貢獻的會生金蛋的鵝。對此，儘管中央愈來愈失望，但還是千方百計地找出香港能夠「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支點，振作起來，急起直追，保存和增加對中國現代化的價值，否則，就是「一國兩制」大政方針的失敗。
正是基於這樣的心態和考慮，日前閉幕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三五規劃」，提出了「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的時代新目標。對朝廷來說，回歸的香港在「十三五規劃」中，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地位和功能都不合格，不夠高，不夠大，都有待於提升。然而，如果提升不了會怎樣呢？朝廷的態度清楚而簡單，香港的價值將更低，會真的被邊緣化，最終走向衰落，成為中國南方一座普通的城市，這樣的城市，中央還有必要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嗎？中央將怎麼向全國十三億人民、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說明有必要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
香港要享有特殊政策，首先就要具有特殊地位、功能和價值；失去了這些，香港也就失去了享有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不變的基礎，失去了維護香港一系列核心價值的前提。回歸十八年來，香港人爭取民主，爭取普選，竭力維護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都沒有錯，很必要，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但如果忽略和削弱了上述基礎和前提，香港對國家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的價值、地位、功能銳降，那麼香港的這些爭取努力都將難達目的，甚至有強烈的反作用。
香港的命運既掌握在中央手裏，也掌握在香港手裏，大家合力提升香港的地位功能乃唯一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