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說，梁振英當上特首是通過鬥爭得來的。他的「人民內部矛盾」的鬥爭對象是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及背後的建制派支持力量；他的「敵我矛盾」鬥爭對象是反對派參選人何俊仁和他背後的「反中亂港陣營」及其媒體喉舌。梁振英當上特首後，得到朝廷的更有力的支持和信任也是通過鬥爭的。他在政改、反佔中、反雨傘運動中不折不扣的貫徹落實朝廷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北大人對他頗為滿意。如果梁振英的鬥爭性不強，立場不堅定，其後果很可能是在政改泡湯的同時香港生亂。
梁振英能夠走到今天，「取得這樣的成就」，他比誰都清楚「堅持鬥爭」、「勇於鬥爭」的極端重要性。CY年輕時就熟讀馬列毛的著作，鑽研中國革命的歷史、中共發展史、鬥爭大史，思想左傾，對鬥爭哲學極有心得。他「從政」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親身體驗了香港問題方方面面尖銳複雜的長期鬥爭。他的鬥爭意志、性格和意識形態逐漸形成，把「鬥爭哲學」奉為金科玉律，以戰士和鬥士自勉自勵自榮，從鬥爭來檢驗自己的思想立場和能力，也因此得到朝廷的重視和培養。
等到一二年選舉特首時，朝廷強烈感到香港內外的鬥爭形勢嚴峻，反對派和外部勢力相當猖狂，感到過往朝廷的對港工作方針過於鬆軟，董建華、曾蔭權兩位特首不是「老好人」、「敦厚有餘」，就是「港英餘孽傾向鮮明」，有意縱容或暗中支持反對派，立場很有問題。而十幾年來一直培養的唐英年更是「溫室花朵」，以不得罪人為處世哲學，耳朵根子又軟，缺乏主見，這樣的人當特首只會令香港局勢更糟，朝廷對港可能失控。
形勢和大局需要一個敢於鬥爭的特首，這是朝廷棄唐挺梁的根本原因。然而鬥爭只能解決鬥爭範疇的問題，此之外，CY無能為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