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是中學文憑試放榜的日子，今年的應試人數比去年少了近五千人，考獲入讀大學資格的有二萬五千人左右，而政府資助大學學位約有一萬五千個。扣除當中預留給非聯招的入學申請，供聯招入學的學位數目是一萬三千個，也即是少於二個合資格申請人競逐一個資助學位，這個比率是近年新高，也難怪不少評論都說今年入大學比以前容易了。當然，不少民意代表仍在表示資助學位不足，強烈要求政府增加資助學位，而教育局的回應是連同自資學位在內，今年考獲最低入讀大學資格的同學都可以得到入學機會，因為總學位數目比達標同學數目還要多，顯而易見的是，民意代表希望的是政府增加資助學位數量，而政府所說的是整個學位的供求，彼此站立的角度不同，觀點也就不一樣。
從香港過渡到知識型經濟的角度看，香港需要更多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才可以在國際競爭中不被比下去。問題是香港大學教育成本高昂，大學學位數目自然不能隨意增加，現時一個大學學位的政府資助金額達二十多萬，在未來人口老化和各項公共開支要增加的壓力下，要大幅增加資助學額並不容易。而且隨着出生率下降，未來數年間適齡入讀大學的年輕人數目會減少，未來進入資助大學的機會會愈來愈大。
根據目前的推算，在大約七、八年後，考獲入讀大學最低資格的同學都差不多可以穩執入學的入場券，也就是說在不久的將來，資助大學學額要是數目上不改，差不多已是所有達標的同學都可以進入大學，這個現象其實一點不奇怪，因為目前不少中學都因入學人數不足而面臨殺校風險，未來只是將目前的學生不足問題往上移。對政府來說，增加大學學額費用高昂而未來又會有收生不足之虞，其傾向自然維持目前的學位數量。當然，現時的年輕人是會失望，但這是一個大環境使然。
對香港而言，教育是投資而不是單純的開支，只是我們要搞清楚大學教育的本質。香港從來都不是實行普及的大學教育，以公開試成績來選拔學生，本身就有點「精英」色彩，雖然現時的精英教育已不比從前。可是資助學位數目定在一個要申請同學競爭入學的水平，本身已不是行普及教育的方向。
我們要問的是，究竟我們要行普及的大學教育，或是具擇優性質的大學教育。在傳統中國教育思維下，大學教育還是擇優的，不少人唸完大學本科之後便不會再進修高等學位，是以觀念上還是覺得大學學位很有價值，也將大學學位等同未來職場上的優勝條件。
在不少西方國家，大學本科學位已是普及教育的一種，即擁有大學學位並不等於在職場上的保障。在美國的大學裏，本科學位只是以通識教育為主，要當醫生、律師的，便要在研究院進修，強調的是本科通才而研究院專業的分工，這和香港的情況不一樣。一方面我們在本科已實行專業化，讓十八、九歲的年輕人一入學便修讀醫學、法律等艱深的專業，是典型的專科教育；另一方面我們卻希望普及大學教育，在本質上兩者是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從整個香港的發展角度，我們要在普及和專業上取得平衡，更要顧及高昂的大學教育投資，這方面的考慮測試着我們的智慧和發展方向。未來是否可以在分工上做得比較多和好，讓普及化的教學型大學可以提供社會所需的人力資源，而研究型的大學可以專注專業上的培訓，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然而，要各大學放下門戶之見，在定位上為香港總體發展而相讓，卻是一個大難題，一個大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