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到七一，我們都見到反對派的參與人數大減，這是否決政改的必然結果。當一切的主張都是以否決政府的方案為目的，一旦否決完成後，便失去了目標，失去示威遊行和與政府抗衡的動力。尤其否決政改，只要靜心坐下來思索，便應知道得不償失；對香港民主化進程產生多大的破壞。
而否決政改方案，梁振英政府亦無即時的損失，損失的是香港社會，不是政府的領導層。這顯然是損不到人則傷害自己的笨行為。
在今後一兩年，學聯的要升學或就業，學民思潮可能只剩下黃之鋒兩三個人，書讀不好，也不找工作。即使本土派的，除了個別激進盲動，就如獨立黨那樣被警察拘捕，其餘的均與政黨有或多或少的關連，他們因此都要參與區議會與立法會的選舉。可是，僧多粥少，他們單憑勇武是搶不到選民投票。香港社會總體也還是保守溫和，只要政府不犯錯，他們波瀾難再起。結果便只能在激進派中間，在與泛民政黨之間，爭奪選票和議席。建制派與政府正好靜觀其變，坐收漁人之利。
不過，香港政治需要平衡。泛民老化和被騎劫，湯家驊之辭公民黨，正反映政治需要一些中間路線的人物與組織。
問題是社會的溫和傾向有否人出來代表他們呢？建制派或許個別派別可在這方面着力，例如新民黨，但要由個人變為組織。民建聯也應脫胎換骨，只是既得利益勢力太大，怎樣改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