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畢節地區的農村一家四名留守兒童自殺身亡，在貴州與全國都引起了巨大的反應。
四名兒童最大的是十三歲的長子，留下遺書說死亡是多年夢想，曾發誓活不過十五歲。父親在外打工，母親三年前離家出走，父親在家時長子屢受家庭暴力。自殺前一個多月父親留下的錢用光，僅靠家存玉米過活；最大的三名兄妹因此輟學個多月，學校教師走訪長子拒不開門。悲劇早已醞釀，今次自殺與否只是遲早而已。
農村社區親戚鄰居對這一家的留守兒童不聞不問，顯示出傳統社會組織在小農經濟破壞後亦同陷崩潰。父親在外打工，因此有錢建屋，但實際上賺的錢不足以養全家；母親出走與兒童厭世，是留守家庭的問題，也是父親外出打工的家庭代價。此中或許有個人因素，但相信相近情況亦普遍存在於留守家庭。出外打工是否真的是農村家庭致富或維生的主要方法呢？
自從取消人民公社，恢復小農經濟以來，即使一度提農村的組織創新，三農問題的處理方法還是依照十九世紀西方工業化的模式：農業生產工業化，追求規模和產量，雖可保糧產增長，但污染嚴重、農村組織解體。愈是窮困的農村愈是經濟疲憊。精壯人口外流，社會及家庭問題惡化。單只依靠農民出外打工來維持農村經濟，是不可持續，也讓農村社會進一步解體。對國家與社會的損失十分巨大，也動搖整個經濟的根本。貴州政府建立留守兒童管理機制是治標之策，中國還需從治本出發，反思三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