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香江府衙和反對派多年來在政改、普選問題上纏鬥不已，涉及三個方面：一是理念之爭；一是實力之爭；一是策略之爭。理念之爭顯示朝廷和反對派對政改、民主普選要的不是同一個東西，有根本性分歧。當然，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下有可以交集、媾和的部分，否則也不會發生爭執纏鬥。
由於北京是從英倫手中收回香港，從現實利益出發制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國策解決問題，而英倫乃世界最為老牌的民主法治國家，因此，朝廷實施「一國兩制」在和英夷談判香港前途時，就繞不開九七前後香港政改、實現「雙普選」問題。這些問題也寫進了香港《基本法》，但雙方對「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政改、普選理解很不同，只是在談判期間不可能細論，一切留待九七回歸後解決。
反對派和相當一部分港人「承繼」和認可的，是英倫或曰西方世界對民主、普選的理念詮釋，要的是這個東西，是所謂「國際標準」。而這個東西、這個標準的民主普選乃屬主權國家級別的，是真的要人民當家作主，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和代議士。但朝廷對香港政改、普選的「規定」則是地方政府級別的，其選舉方式和選出的領導人都不能溢出中央的規範和「一國」的籠罩，否則，就會影響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就涉及「管治權之爭」。
理念之爭要由實力較量解決問題，要運用策略發揮自己的實力，克敵制勝。朝廷這邊的實力無疑是極其強大的，有「一國」及香江府衙的資源，還有一個經營了數十年龐大深厚的愛國愛港陣營、建制派。反對派這邊在立法會中有少數否決權，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組織動員遊行抗議的政黨、行業團體，有長期而穩定在立法會選舉中超過五成的選票。這些都令朝廷在政改普選之役中大受制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