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對香港是一個不知所謂的課題。不知所謂是因為年年紀念六四究竟所為何事？或至少表示香港特殊可挑戰中央政府權威，一如在港的法輪功那樣？可是紀念六四只是每年行禮如儀：燭光晚會、遊行等便完事，不像法輪功那樣常年示威，出版刊物，常年派送，組織網上媒體，也常年經營。
當然法輪功也是躲在海外挑戰中央政府，託庇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反中反共的色彩濃厚。紀念六四則是被動呆板，並不進取，也不激烈，帶一點哀愁，似乎不求甚麼。說平反六四，怎樣平反說不清楚；說薪火相傳，傳的是甚麼？是天安門式的佔領抗議談判？是柴玲的虛偽、吾爾開希的狂妄或王丹的堅持，抑或是王丹背後的導師王軍濤、陳子明的職業革命家作為？要說民主、自由，六四是以反貪污、反鄧小平、趙紫陽家族的貪污開始，本來便不是談民主自由。
而在六四前後軍民暴力相向，六四前死的是軍人，六四死的才是市民，其中有多少是暴民呢？對這樣的情景，要求民主自由可能更是要求民主的文明，容忍別人異見的自由，涉及到社會怎樣才可成為包容和解的公民社會，而不是粗糙、簡單絕對化的民主、自由。
中央政府將六四定性為風波是解除政治的偏見，從而可以平心靜氣、根據事實道理來反思。香港本來便是六四反思的合適土壤，可惜，六四被支聯會騎劫後，年年六四，從不深究六四的真實面貌，也全無反思。或許港人便是從來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