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蘇東坡話自己寫嘅文章有如行雲流水，任其自然，所謂「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這是指其文一揮而就，毋須勉強，也來不得半點勉強。
文章好壞勉強不得，而一所大學的聲譽又是否「升於所當升，降於不可不降」？作為本港歷史最悠久嘅學府，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嘅研究水平急速下降，大學教資會公布「二○一四年研究評審工作」報告，港大法學院竟比中文大學法學院遜色，好多人搲晒頭，充滿疑惑：乜港大近年受政治歪風入侵，搞到學術氣數「降於不可不降」，此亦天意不可違耶？老朽在此曾以八字預言：「大學之死，在於舉傘」──如今都到眼前來矣！
遙想抗戰時期，為避日機轟炸，西南聯大教授們散居各地，大都遷居鄉村；教授們每天到校上課，都須長途步行，且還要時刻警惕日機轟炸的危險。儘管如此，像劉文典卻從不缺課，他嘗言：「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而解放後，他年事漸高，大學為了讓他集中精神做學術研究，一度不排他的課，可他堅持要上課，並聲色俱厲地說：「教授怎能不教書？不教書就是失職！」然而，看看今日的邪惡教授，知法犯法，提早啟動佔中，一聲狂呼「去飲」！搞到學生擁抱馬路七十九日，整個香港失控，學生不愛讀書愛瞓馬路，有識之士豈能不為之扼腕感嘆！
一場佔領運動，學生「少不更事」或可原諒，可是身為大學教授、校長的，又有幾個人跑出來講幾句「肺腑之言」？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在五四後離開北大，殷殷寄望學生「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可是，看看香港的一些校長、教授，為「明哲保身」，未見有「勇者」真誠叫學生回校上課，一味和稀泥的說大學會按個別情況處理學生曠課！這是個墮落嘅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