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殺害了一名日本人質，又以另一名日本人質的安危提出了新要求。這一舉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憤慨，但根據新聞媒體報道，雖有民眾在首相官邸前示威，強烈要求政府解救人質，但日本主流聲音普遍不表示同情，認為人質自己前往戰亂地區，給國家添麻煩，有網民甚至提出不應再為營救人質而花費納稅人的錢。
被害人質的父親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也為兒子的事情給政府和社會各界增添了麻煩而表示道歉。雖然香港人可能無法理解，但其實這很符合日本社會「不給他人添麻煩」的基本行為準則，也反映日本的「恥感文化」和「集團主義」。
美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在《菊花與劍》一書中，提出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屬於「恥感文化」，十分注意社會對自己行動的評價，依靠外人的目光規範自己的言行。恥感文化滲透到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說整個日本社會都由羞恥心所推動。「集團主義」是日本國民性的最大特徵，要求個人處理與集體之間的關係時，以集體整體利益為出發點，避免因個人原因傷害集體整體利益，否則個人有可能成為被社會譴責和孤立的對象，其親朋好友甚至所屬集體也可能遭受巨大的社會壓力。
日本人質遭到綁架，按「恥感文化」和「集團主義」的邏輯，的確給日本政府和國家這個大集體增添「麻煩」：需要與他國政府斡旋溝通（如約旦），需要處理國際關係（如美國），還要面對國內對安倍政策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