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二○○三年「廿三條立法」風波的教訓，二○一四年北京在香江政改問題上全面企硬，寸步不讓。儘管這期間還發生了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其洶洶來勢、準備時間、爆發力度大大超過十一年前的那場風波，而且「佔領」清場擺平之後，朝廷並不想「打一拳，揉一下」，不想在政改問題上施以懷柔，給些甜頭，而是繼續強硬，收緊繩索，要「乘勝追擊」。朝廷這樣做，底氣是政改一拍兩散無所謂，香港再鬧也鬧不到哪去，朝廷有足夠的能力和手段控制局勢，香港就此「沉淪」，也影響不了中國的經濟大局、現代化建設。
香港的價值已遠不能和十一年前相比，更不能和九七回歸前相比，香港已生不出多少「金蛋」，而且還總是不斷排泄出一些讓朝廷感到作嘔的「污穢之物」，甚是討厭也。
朝廷對形勢判斷如此，感覺如此，想不對香港兇橫一些都難。朝廷這樣判斷香港，很多香港人是不滿的。香港人雖說被貼上「經濟動物」的標籤多年，一些香港人也以此為榮，認為是好事，是朝廷當年不能不重視香港的經濟價值而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能不對香港特別照顧，甚至被時時縱容而沾沾自喜。
不過，就像香港的經濟價值已經急劇下跌一樣，香港人以「經濟動物」為榮的「價值觀」也已大大改變，香港人特別是新一代—八○後、九○後，不再認為自己是「經濟動物」，更不認同香港的經濟價值是可以「自保」。他們最為注重的是人生而平等的各種權利，注重社會公平和公義，注重人的尊嚴，而這一切都涉及政治，涉及香江政治體制的設計是否合理—人民有沒有權力—一人一票選舉的權力—參與其中。他們成了「政治動物」，香港成了政治城市，經濟價值？那是朝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