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法國《查理周刊》遭襲擊的遇害者致哀。
可是除了一面倒的譴責，我們也急切需要探究悲劇的發生原因。歧視，在本次事件中特別是宗教歧視，可能是其中一個主因。而背後，反映出西方國家在穆斯林人口大幅增長而西方極右勢力迅速抬頭而形成激烈矛盾的大時代背景下，西方文明又正在進行的價值觀同化和一元現代性。像這次相關的新聞尺度矛盾，正是因為不同族群對價值觀和宗教信仰擁有不同的想法。用一個族群的標準去衡量另一個，造成穆斯林信仰被冒犯的感覺，最後發生衝突。其他例子還包括法國立法禁止穆斯林婦女披戴傳統罩袍、比利時政府立法禁止戴頭巾的中學生進入官方學校等等。
在巴黎，正如曾經旅居當地的政治社會學者魏南枝所言，如果你是居住在治安不好的十九區，半夜聽隔壁黑人婦女將老公暴打女兒暴虐，辦理社會保險看阿拉伯人的窘迫，走在路上遇到華人俗稱的小黑小阿那種眼神，總是不由得讓人步履匆匆。可是在塞納河邊的十五區，居民可以沿河散步，悠然自得去法蘭西電台聽音樂會，可以和樓上的老人聊天，就連垃圾清理也遠遠比十九區來得頻密。
最關鍵的是，當你在社交場合，別人問你住在哪裏，說Charle Michel，人家會繼續和你熱情聊天。如果是Telegraph，人家便會淡淡地說：哦，那裏治安不好。這便是社會排斥的可怕之處。在法令禁止各種歧視背後，連住址、立場、種族、價值觀、宗教也成為了潛在心靈深處的歧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