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意識的論述，近年經過一些人的炒作、歪曲，變成香港的被殖民和族群發展的理論基礎；可是論述多偏離事實，任意塑造關連，屬典型人為的論述，為先設的結論作出解釋。
羅永生有一篇文章在台灣的雜誌刊登，說的是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卻把香港早年的買辦作為香港最早有香港身份認同者，並且指出他們的「識時務的實用主義，已經成為香港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也是日後香港走上被動回歸之路的結構因素之一」。
這些洋行買辦始源自廣州十三行的牙行商人，也遍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條約港體系的各個租界，並不是香港獨有，也未必有明確的國籍身份。中國傳統徽商、晉商等都有此傾向，不是與英國人合作才發展出這種政治文化特色。事實上，香港買辦與澳門買辦、上海買辦、寧波買辦、武漢買辦有甚麼分別呢？他們與在新加坡工作的華人買辦又有何差別呢？
這些買辦與香港商賈轉化的士紳亦不是同類，後者更多是大清臣民，與英國政府關係止於慈善福利組織的關係。買辦出身的唐廷樞、鄭觀應是中國官員抑或是香港人？何東屬典型的買辦，也或許從他這樣典型塑造出一些買辦普遍性特性。但這少數的他們，和他們的特性是否可代表當時居住和工作於香港的中國人？是否可以天馬行空地想像到成為香港「被動回歸」的結構性因素呢？本土意識與借來時間、借來地方並不排斥，但卻怎可演化成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