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公務員體制，官員退休，就算退而不休，再怎麼說也是從此退下官場。回歸之後，特區搞出個問責制，官員退而從商的仍舊大不乏人，但當官實行問責，便有可能回鍋當高官；從特區公務員體制培育出來的猛人，人生從此多了一條後路，先官後商，從商之後又再當問責官員。
這官商之間，便靠一道利益申報機制，以為當官時候，把個人利益先申報出來，便足以釐清官而後商，商而後官的模糊界線；但是，十多年發展下，民間不只一次目睹申報機制的混沌不明，既接受白紙黑字，可口頭申報也被認可，不外把上任前離任後的利益，照樣搞在一塊。
譬如財金官員得商界器重，官員大概自揣皆因自身的財金專業，可商界看得見的除了專才，更是官員多年在官場打滾的經驗。正所謂時也！命也！高官受人器重，如果每在辭官之後，究是因為專業才能，還是熟悉官場的高官經驗使然？
官而後商，商而後官，特區的問責制似為高官刻畫出一道難以抗拒的命運，是喜劇還是命運悲劇，得看官員自個兒拿捏。常言「性格決定命運」，官員的性格如何，影響的又何止自己的官場命運，直是影響民間生活，社會發展。
過癮的是，譬如一個性格疏爽的財金官員，當年如果當上了特區的財爺，今天特區的基層福利，是否會爽得多？民間喊了多年的全民退保？綜援加碼？學澳門每年派錢？特區庫房厚積，如果財爺的性格愛豪花，是否早已一一應驗？偏偏現今的財爺，向來被說是守財奴。
時也！命也！性格奢華的財金官員，當年差點沒當上特區財爺，不知是基層的遺憾，還是特區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