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後，依法治國口號高唱入雲，但在一些農村基層，漠視法律、濫權違法亂象依然頻仍。近日，山東臨沂一村民只因超生繳不起罰款，竟連同十個月大的嬰兒一起，被計生部門非法拘留長達一百二十小時，若非當地公安聞訊及時解救，劉濤父子不知還要被關押多久。
在一個文明法治社會裏，公民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權利，任何人非經法定程序並由公安機關執行，誰都無權限制他人自由，這是基本常識，也是人人必須遵循的法律。
劉濤雖然超生，但違反的僅是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卻並未犯法，根據相關法規，對於未能按期繳納罰款的超生戶，計生部門既無強制執行權，更無拘禁公民的權力。可匪夷所思的是，一個小小的鄉鎮計生部門，竟然斗膽凌駕法律，擅自抓人、關人！
劉濤介紹，他家中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十個月大的男孩，因超生第三胎被當地計生辦罰款十二萬元，如年前不繳清，就得加罰到二十一萬三千元，這對捉襟見肘的劉濤而言，簡直是「天價罰款」，根本無力上交，結果劉濤就被鎮計生辦從家中帶走，關押到莒安縣一個旅館裏。劉濤說，當時旅館裏還囚有五個人，都是因交不起超生罰款被關押的村民。
計劃生育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本意是為了控制人口，利國利民，但在利欲熏心、特權當道的今天，計生工作不斷被扭曲變形，甚至偏離了法治軌道，特別是在一些農村地區，山高皇帝遠，計生部門更是膽大妄為，不僅將超生罰款視為斂財工具，有的更私設「黑屋」，用非法拘禁手段迫使超生父母就範，許多超生被關押的村民，只得四處籌借，最後交款贖人。可憐有些超生村民一貧如洗，借無可借，最後走投無路被迫自殺，如河北邱縣村民艾廣棟、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前者喝農藥中毒喪命，後者割腕自殺身亡。
其實，「超生罰款」是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人群徵收的一筆款項，也是對超生戶的一項懲罰性措施，目的是為了減少乃至杜絕超生，並補償社會公共資源的不足。這項「罰款」上世紀九十年代易名為「計劃外生育費」，二○○一年後又改稱為「社會撫養費」，但無論名稱如何改變，社會撫養費本質上都不應該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可惜在現實生活中，社會撫養費不僅淪為罰款，甚至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和個人中飽私囊的斂財工具。
一些計生官員手握特權，不是為了搞好計劃生育，而是破壞計劃生育，鼓勵超生搞「違法創收」，有關係的少交錢，沒關係的多交錢，總之，只要交錢就可以生，而且可以討價還價，但這些錢大多沒有上繳國庫，而是進了自己腰包。更離譜的是，河南鄧州曾下達硬性指標，要求所轄鄉鎮在三個月內必須上繳九百萬元超生罰款，為了完成「任務」，各地只能任由村民超生，然後再追加罰款。如此放水養魚，簡直是將計生當生計，拿國策當兒戲。
超生被罰了，但並未阻止超生。事實上，計生政策實施三十多年來，雖然不少城鄉居民接受了「少生是福」的新觀念，但在農村，「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的傳統依然濃厚，許多人即使「愈生愈窮」也心甘情願受罰，超生問題可謂相當嚴重。
作為一項國策，計劃生育無可厚非，問題是當罰款成了目的，撫養費成了提款機，這項國策究竟還有多大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