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印尼峇里舉行，本港三家傳媒於會場外向正進場的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呼喊提問，包括會否就人質事件道歉。阿基諾三世沒回應，未幾大會人員到場，即時取消三家傳媒九名記者的採訪資格。
香港人對阿基諾三世拖延處理人質事件極度不滿，但對本港記者被取消採訪資格，反應卻出人意表。引述英國廣播公司當時的網上中文報道：「在香港一家英文報章的網站，不少讀者就香港記者被取消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採訪資格發表評論時，表示支持會議組織者的做法。有讀者指出，香港人常常批評內地遊客在公共場所聲音過大，不過香港記者到國外如果聲音過大就是行使新聞自由，未免有虛偽之嫌。」
反映不少港人對阿基諾三世的負面印象，不下於對香港記者，包括傲慢、把新聞自由無限上綱等。但即使上述缺陷屬實，亦非記者致命傷，最致命且愈益嚴重者是角色混淆，搞不清自己是社會運動家，還是須恪守冷靜觀察、客觀報道的新聞工作者！
以上述事件為例，三家傳媒機構記者有否弄清當時身份是記者、還是社會運動家？若屬後者，他們根本不獲許可入場；既獲准入場，便得做符合記者身份的事。他們捫心自問，當時高聲呼喊，是求答案嗎？抑或心中已不計較對方回答與否，只存替港人出一口氣的念頭，故對阿基諾三世大聲呼喊，予以滋擾、侮辱、唱衰，令其出醜？
若是，記者當時已非新聞工作者，而是社會運動家，大會取消其採訪資格，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