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治港」的主要思路是「依靠」工商界，把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輸送進建制，方便將朝廷和他們自身的利益相結合以管治香港，工商界當然會「緊密配合」朝廷的這種安排，但「一樣米養百樣人」，香港工商界在得益極大的情況下，仍然有「離經叛道」者，他們對朝廷的人事安排、治港方略特別是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做法並不認同，甚至「干擾破壞」。這種情況屢屢發生在自由黨身上。
回歸十七年，四屆三任特首的施政和管治都遭到自由黨不同程度的「狙擊」。最大鑊是董建華推銷二十三條立法時，自由黨見到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立刻「腳軟」、「良心發現」，陣前倒戈，逼政府收回立法草案。經此一役，自由黨和朝廷雖然沒有翻臉，但「蜜月期」過了，離心離德，相互防範。此事件給朝廷刺激很大。給港人搖動也很大，他們鼓勵自由黨的這一做法，這之後的立法會地區直選中自由黨「破天荒」的出線入會。不是單靠「功能組別」吃政治飯，不是靠朝廷安排、恩賜吃政治飯也。
為此，北京一直「晾」着自由黨，特別是黨魁田北俊。曾蔭權上台時，北京對自由黨仍然冷淡。自由黨對曾蔭權也白眼相向。不過，政治是現實的，利益的需要，「大局」的需要，令朝廷和香江府衙與自由黨還是逐漸恢復了正常關係，自由黨繼續扮演建制派角色。
一二年的特首之爭中，自由黨全力支持「自己人」富二代的唐英年，這也是朝廷的初衷。但CY半路殺出。朝廷又三心兩意。最終徹底變心，力挺CY。自由黨對CY一直「不感冒」，CY也從不把他們當根兒葱。兩年來自由黨對政府施政消極怠工，一有機會就製造各種小麻煩。今次「佔中風波」田北俊「重施故技」，呼籲CY辭職，明目張膽的和朝廷唱反調，遂翻臉收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