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際的政治操作層面，通過制度和政黨進行前期程序，其實是具有相似性的。包括甄選出少量（數位）候選人供全體選民選擇，避免了候選人過多而造成高昂的社會成本，以及可能出現的流選情況。
讓整個系統通過不同階段來進行，使運作更加可行。回過頭來說，如果任何人士有興趣參與甄選候選人的政治活動，在美國是加入政黨，而在香港則是參選成為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事實上，美國的制度能夠相對完美地協調了精英政治和全體選民意志。在總統大選初選的過程中，政黨元老和贊助者（俗稱金主）在推舉數名參選人的作用，發揮着很大的影響。之後再經黨內投票選出一個候選人出戰。
當然，美國的模式也有局限。這主要體現在巨大的競選經費，成為一種財富門檻，使一般市民無法參與、也逐漸形成經費多的候選人，勝出的機會也比較高的趨勢。以奧巴馬在第一屆競選時的支出為例，開支是大約七點四億美元。兩黨的競選經費從一九四○至一九八四年間，上升了約四十倍，在一九八○年那一屆達到了十億美元左右。
設計各種甄選制度時，無可避免要選擇一個平衡點：我們願意取甚麼、以及付出甚麼成本。美國模式是選擇了強化制度外的政黨成長，成本是高昂的經費。
香港提議中的模式是把更多環節納入制度之內，成本則是如何平衡各股政治力量，落實均衡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