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對於內地的反應，正在改變着香港原有的價值觀。
以「佔中」為標誌，是一部分市民首次放棄了法治作為香港最核心的價值觀，認同所謂「公民抗命」的更優先地位。長久以來，法治一直被社會共識為第一位的香港核心價值，香港人也一直引以為傲。可是，在「佔中」運動當中，主辦者以「公民抗命」之名，要求執法和守法者向違法讓步。這個過程，社會是處於一種被動接受和改變的狀態，這可能跟參與者把信任建立在主辦者本身的法律背景上。因為對一般市民來說，法治這種務虛的概念不易掌握，惟其影響是植入了一種「原來法治是可以有例外」的理念缺口。
另一方面，是社會階梯被改變了。過去，香港社會階梯和相應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也為市民爭取向上流動和奮鬥提供了明確路徑。所謂「讀得成書」，正是基本要求，專業人士、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等，構成了整套系統。
但是，在面對中國的反應過程當中，立場成為了最主要的考慮。不管你是否知識分子，只要對中國立場鮮明，在衍生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中有激烈表現，便會獲得追捧。這解釋了在一些政治陣營當中，為甚麼一些傳統的精英，能夠和過去他們不可能認同的草根階層人士結合成聯盟。而在「佔中」運動中，考不進大學的年輕人被追捧為偶像等，按過去的價值觀也是不可能出現的。明天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