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後，英國人重回香港，對這個「東方之珠」，英國希望它是一隻生金蛋的鵝。當年國共內戰正酣，而戰後國民黨勢力在香港影響較大，於是它要防止右派勢力聯同內地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在香港得勢，有意放開左派親共勢力與之抗衡。
但到了新中國成立，共產黨得勢，英國人防共為主流。凡與共產黨有所聯繫或親共勢力，都加以打壓，但英國為了經濟貿易利益，是最早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因而投鼠忌器，又不敢全面反共，與北京撕開面皮。
打壓親共勢力，一是警告，二是防患於未然。一些親共分子，或受警告，或被遞解出境或勸令出境。親共商人，或以稅務局找其麻煩，或斷絕其生意源頭及銷售網絡。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遞解出境或被勸令離境的教育界、電影界、地區領袖、左派商人有近百之多。
港英當局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經濟城市而不是一個政治城市，當年費盡心思。它首先從教育着手，因為深知，青年人是社會的未來，如果學校為親共人士盤據，必對其殖民統治造成嚴重威脅，所以它對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成立的幾家左派學校，都嚴加控制和打壓，其中香島中學、培僑中學的原任校長先後被遞解出境。一九五二年更訂立極為苛刻並列明在學校禁止政治活動的《教育條例》，使學校成為「政治禁區」。
當年擔任公立學校教師的待遇優厚，在各行業中列於前茅。教師如涉及政治活動，甚且如進入國貨公司購物，被便衣特務看到，也會影響其職業地位，那才真正是「白色恐怖」。筆者當年已在教育界服務，並被港英當局列為「危險人物」，所以對此了解甚詳。
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由於其地理位置和特殊環境，加上新中國在南北韓戰爭之後受到西方禁運，亟須利用香港這個港口，作為爭取某些短缺物資進口的重要據點。
正因為這樣，香港經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起飛，英國商人因其特殊地位，當然賺得盆滿缽滿。但也造就不少新興的華人富商巨賈。
同時，內地政治運動頻仍，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間的所謂「大躍進」更造成大饑荒大災難，大量內地人士或移民或偷渡來港，造成人口劇增，形成房地產熱，今天的大老闆，都是當年以房地產起家。
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但又有一個特殊地位，回歸以後也沒有改變。在港英統治時期是一個經濟城市，在回歸以後仍然應是一個經濟城市。
很可惜，最近便有人希望把香港從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一個政治城市。這一年來，這種趨向愈來愈明顯。
一年多來，因應政改和二○一七年行政長官直選，香港政壇鬧得不可開交。圍繞着所謂「真普選」和「假普選」這個偽命題，在立法會上的爭論發展成街頭抗爭，並進一步利用青年學生的熱情和衝動，變成一場「學運」。
為甚麼香港既有法治和自由，也有比回歸前大得多的民主，今天卻變成政治爭吵不已，經濟發展被撇在一旁？難道香港人已經不僅豐衣足食，還飽暖思鬥爭，可以不顧經濟發展，而以政治鬥爭為主業？
香港從經濟城市變成政治城市，決無前途可言。除非爭取獨立，像蘇格蘭要脫離英國一樣。否則，只有在強大中國庇護下，發展經濟，共存共榮，才有前途。如果為外國勢力利用，為心懷異志的政客火中取栗，更與中央對抗，則只有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