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示威者強行闖入政府總部，整個社會運動正在面臨轉型質變。
和平有序的活動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出現暴力衝突、流血、絕食等激烈行為。縱觀歷史上多次社會運動，這些行為出現後，繼而給政府巨大政治壓力，示威者要求對話，然後是政府無法答應其條件，從而加劇矛盾。這是一般的發展過程。
其實，是否進行公民抗命，最主要考慮是時代背景：如果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已達到社會大部分人認為無法不反抗的地步，那自然是實行公義；相反，如果環境因素還不符合而貿然提出這類主張，則容易淪為政治鬥爭的原始工具。這一點正是我們現在最需要深思的，在社會上仍未對環境因素形成廣泛共識前，就不能稱反抗行為是「公民抗命」，因為這應是屬於全社會的。一方開展這種反抗，那不同意或持相反意見者若又展開他們心目中的「公民抗命」，那不就是要打架了嗎？
這種形式的鬥爭已在升溫。建制派現時仍以相對溫和的手段，如舉辦嘉年華會等，來爭奪社會空間。惟隨着最近網絡爆出一些可能是泛民主派人士帶同學生代表會見美國疑是官方人員的消息，以至早前一些泛民議員懷疑收受政治獻金的醜聞，正顯示一些親建制人士或將放棄過去的求穩策略，逐漸倣效某些親泛民人士的做法。
若有一天，政壇發展至只懂得靠互揭黑幕來「鬥贏」對方，這絕非香港之福，也非健康民主。至於當下，各方應盡力避免極端思想和行為的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