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寫波蘭，是因為夏天在倫敦度假買了原屬團結工會的活躍分子Kowalik的一本書，《從團結工會到出賣──波蘭的資本主義復辟》。作者為波蘭理論家Oscar Lange的學生。
書中引用波蘭的原始文獻和他親身經歷來分析，為甚麼團結工會在當權之前要求建立合作社式的職員擁有的企業制，在當權之後變成列根、戴卓爾夫人的信徒，復辟資本主義的過程忽視了瑞典的模式，而走上出賣工人利益的美國右派模式。
他的記述和分析建基於事實，並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Sachs那樣吹噓自己是波蘭改革之父的虛偽。事實上，從團結工會領袖在當權前後的變化，不單是權力使人腐敗。在當權之前的積極分子、理論家、宣傳家，不少是不學無術的投機家，當權的過程暴露了他們的欺騙與虛偽。相比於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和《動物農莊》所諷刺的蘇聯革命，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的蛻變，教訓人不要迷信，極左或極右的政治傾向和政治人物。
中國改革過程也有不少相類的事例和人物。
我喜歡波蘭，不單是因為少年時喜歡蕭邦；也不單是在大學期間，喜歡與馬克思主義對着幹的波蘭社會學，例如Ossowski，和Wesolowski等用社會分層理論批評階級分析。從波蘭的農村社會學我才進入俄羅斯的農村社會研究。我喜歡波蘭更多是它是多難的民族，與近二百年的中國相近。走的路不同，卻可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