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關於佔中前景的採訪，讓筆者想起一段歐洲歷史，這可能是現在劍拔弩張形勢下的一段小插曲。
在十九世紀初，一八二○年、三○年和四八年，發生了幾次席捲歐洲的革命。其中普魯士（即現在的德國地區），當時社會也出現普遍的革命情緒，學者紛紛提出很多想法。
至二十和三十年代，當學者還正在討論目標理念和計劃行動方案時，各地已經出現了大量不同程度的農民和草根階層革命運動，社會一片混亂，遠遠超過學者的預期。
在一八四八年那段時期，這些學者挾着農民革命的聲勢，跟普魯士不同的邦政府進行談判。可是隨着各地政府逐步穩定局面，形勢發生了變化。
當政府進行清場時，那些帶領談判的學者，還未完全明白他們已經失去對農民和運動者的指揮能力。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的有幾方面：第一、社會運動是非常複雜的有機組成，根本不為單純的理念所主宰，在熱血的口號背後，往往隱藏着深厚的政治博弈；第二、也因此解釋了為甚麼學者對農民會失去指揮能力，甚至是這種指揮能力根本就從來沒有存在過，只是學者認為自己是他們的代表，因為參與者各有自己的想法，學者和農民並沒有共同一致的目標；第三、當然學者有責任提出一些理念供社會參考，就如同美國建立三權分立政治體制時，就大量參考了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哲學家所提出的理想。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