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法》草擬過程裏，我早已察覺中央在「高度自治」的說法下，對香港自治還有頗大保留。八十年代在匯點舉辦的研討會上，我便指出《基本法》給予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低於內地省市政府及自治區。
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委任，省市自治區的行政長官與主要官員則由同級的人大委任。在憲法層面來看，後者的地方自治權力大於前者，特別各級人大沒有上下統率的關係，而由同級人大代表選出，向同級的人大代表及其選民負責。或許，這種差別是省市自治區由正式憲法體制組成，港澳特區是為期五十年的例外。
中央提出「高度自治」，不是憲法制度上的高度自治，而是與省市自治區不同的自治體制。在這兩個制度裏，行政部門均向國務院負責，特區沒有例外，反而省市自治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權限大於特區的立法會。立法會不能委任官員，故難以罷免官員，本身亦有多重結構障礙，形成內部分化。由於立法會權力不足，因而特區被稱為行政主導。其實，按憲法體制，也可以是中央主導，關鍵只是中央會否行使這個主導權。這是在「高度自治」口號下中央布下的棋子。
當時我反對，建議按省市自治區由立法機關委任特首與主要官員；我們並曾將匯點的《基本法》建議稿拿上北京與李後、魯平等人討論，可惜香港無人支持，實質是當時無人有興趣去詳細討論政制的內容。正因《基本法》的政制設置隱藏太多其他因素，故執行時問題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