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新教授提出的退保方案並不十全十美。一方面方案要照顧長者的生活，要保障基本的生活條件，不能再放任讓長者貧窮構成香港社會的重大負擔；表面上可放手不理，最後綜援和醫療以至其他社會福利更會大增。放任不理在公共財政方面是會因減得加，社會對老年化的預期心理惡劣也會打擊社會的消費與投資，構成嚴重的經濟消極因素。
另方面，香港政府承襲了殖民地政府的保守財政政策，寧積錢來保障未來的政權穩定也不願對社會投資，政策視野極其短期化。曾蔭權與曾俊華便是這樣思維的代表者，此所以回歸十七年，特區政府積聚龐大儲備，社會上卻貧窮問題嚴重，投資缺乏，經濟增長失去動力。
香港輿論在政府和商界的重商主義的主宰下，一毛不拔，只顧商界利潤增加而不顧及合理的社會開支。大企業動輒以轉移投資來作威脅，結果造成回歸十多年後，政府與企業都缺少對香港社會的承擔，還是維持殖民地時代的心態與取向。事實上，香港的利得稅在國際上偏低，比競爭對手新加坡還低，將之提高一個百分點來作支援退保基金，並不為過，但不是直接支付而是作為政府財政長期增加的一個條件，以便財政可有更多投入在退保。另香港富豪數目居世界前列，曾蔭權時代取消遺產稅屬不智。
此外，增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二千多億元屬浪費，因擴增空域機會不多。道路投資亦不恰當。政府要節省不合理投資撥出二三千億元來並不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