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裏，朋友告訴我不少人在背後議論，指我過於親中。這些指摘，其實我輾轉聽了不少次，每次我都不以為然，但同時也每次感到極不開心。不開心不是我感到壓力，而是我不明白為甚麼在高級知識分子集中的大學裏，竟然在九七以後十多年還有這種思想、言論。
我是中國人，拿的是特區護照，沒有香港以外其他地區、國家的居留權。這樣的政治條件，我不親中，要親甚麼國家？親中不等於親任何一個在中國大地上的政權或現時的中共政權。我對內地政經社各方面的批評，讀者應耳熟能詳，這是幾十年不變，也是我個人的基本道德原則：是其是，非其非。我要求社會進步，這是個人利益所在，我崇尚批判精神，這是我的學問原則，但需實事求是，有錯即改。
假若我拿着中國護照來反中，是忘祖，是表裏不一的壞人，倒不如投靠外國，變成外國人。外國人反中便可理解，卻不能像老同學鄭宇碩那樣拿着外國護照來反對中國人愛國。事實上反國教運動有多少不是外國人或有外國居留權的呢？
在大學裏中國人被批評過於親中，主因是大學裏外國人和擁外國居留權的人太多。即使內地學者，相信八九都拿了外國護照。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大學實際上已變成外國人主導、管理，不僅是唐人街大學的性質。大學當然要國際化，但無本土根的大學不可能培育出對本土有歸屬感的人才，大學的教育失去本土性質，變成外國大學分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