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談到具有深厚禮儀傳統的亞洲文化，面對現代化社會，正面臨十字路口。亞洲各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 禮儀不但是一種人文表現，更是社會秩序的規範。
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中國和中國藩屬的東亞地區，一直以來主要通過禮樂制度來管理社會秩序和規範個人行為，強調道德觀念來建立人與人、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例如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 。禮儀和音樂，更肩負起一種教化的作用，所以有孔子斥靡靡之音難登大雅的說法；這就是儒家文化秩序的東亞社會系統。這個系統一直沒有強調以法律來規範關係的意識。步入現代社會，隨着新的經濟和社會模式的出現，如何調整權利和義務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新需要，這是東亞儒家文化遇上現代社會需求。
現在東亞很多國家所發生的事情，其實都離不開這種碰撞。香港是區域內法治精神扎根最深的地方，這跟深受英國文化傳統影響的背景有密切關係。可是很多其他東亞地方，身份、人情、面子和人際關係等由禮儀文化而引伸出來的社會現象，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過禮儀教化還是法律規定來管理社會，正是儒家文化背景的東亞社會，所面對現代化下的人心和人性問題，兩者的關係很複雜，教化時間很長，而且因人而異；法律規則相對統一。
事實上，教化是從內到外，是對人性的宣揚，而法律則通過外力規範人的行為。
東亞文化和其中的中華文化的真正復興，如何拿捏禮儀和匹配法律，是其中一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