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惡鬥升級，特首梁振英出席答問大會遭圍攻，反對派議員集體起哄，不僅舉牌抗議，離座叱喝，拉隊離場，有人甚至怒擲玻璃杯，是為立法會史上首次。
這一隻玻璃杯，可謂整個會議的神髓所在。這一攤玻璃碎，不僅象徵着行政立法硬碰硬，雙方關係早已支離破碎，同時亦象徵着議會秩序蕩然無存，所謂的特首答問大會不過是丟人現眼的無聊擺設而已。
如果歷史可以重來，今日當特首應該輕鬆得多罷。在港英殖民地時期，立法局議員仍是委任的年代，港督在議事堂內睥睨天下，何只不用受氣受罵受擲物，還可以主持會議，行政立法一把抓。直到「末代港督」彭定康，遊戲一夜改變，他把香江政治體制來個翻天覆地，自此立法會完全脫離行政機關，由附庸變成對手。而且，肥彭在九二年發表首份施政報告後，首設答問大會，定下行政機關最高決策者向議會問責的先例，結果九七回歸後，這一制度成了反對派圍毆特首的擂台，次次炮聲隆隆，殺氣騰騰。難怪有人說，答問大會其實是肥彭埋下的陷阱。
回歸十七年的事實證明，答問大會美其名讓行政立法加強溝通，實質卻是令行政立法更加對立。當年董建華跟泛民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包括譏諷李柱銘唱衰香港、批評陳偉業「咁膚淺嘅」，這些經典場面仍教人記憶猶新。當然，以董的口才，要他定期出席答問大會，殘酷程度儼如上刑場，而其在公眾的形象亦一次比一次低落了。
說到底，英國人設計的遊戲，只適合英國人來玩，香港特首跌入圈套，不碰至焦頭爛額才怪。歷史不能重來，答問大會亦只能沿襲下去，對梁振英來說，這是一具愈來愈火炙難耐的烤架。
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