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暴露了美國對全世界的訊息監控，引來全球嘩然。近日，又有巴基斯坦新聞報道指出，美國為了追捕拉登，在懷疑他匿藏的阿伯塔巴德地區，利用小兒麻痹症疫苗接種計劃來套取當地居民的基因樣本，以協助追捕。消息傳出後，當地一些宗教組織提出反抗有關計劃，結果導致小兒麻痹症在當地重新發作、也讓數十名相關的醫護人員受到攻擊致死或受傷。
這些事件讓我們不禁提出疑問，當進行反恐行動時，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因為恐怖襲擊的形式多樣化，所以我們不能夠用常規的標準來衡量，只要能夠達到目的就行，還是需要進行嚴謹的立法規管。這把我們帶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思想家馬基雅維利，關於「政治無道德論」中對「結果合理化手段」的思考。
其實從這十多年的反恐歷史，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千古不變的道理：面對新事物出現時，政治力量都會無約束無限制地擴張。積累一定經驗之後，我們便需要對公權力作出規範，把政府的行動限制在一個框架之內。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法治成長的過程。從斯諾登的行動目標，到美國國會眾議院近日通過《美國自由法案》，結束國家安全局大量收集美國人電話記錄的做法，都是處於利用法律的籠子，把政府這頭老虎關起來的思考和博弈階段。
沒有了法治和規範，我們可能更快見到一些顯而易見的短期好處，但是，上述利用醫護防疫的事件，便會賠上了整個人道主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