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北京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是為了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收回香港，彰顯中國對香港的國家主權；二是保留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這兩條是當年北京「制敵英倫」有攻有守的武器，很有威力。英倫在「抵抗」了一年後，在北京發出「談判最後通牒」壓力下，接受了中國的談判方針。把這場較量放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觀察就知，這是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以來，中國第一次在「主權問題」談判桌上力壓「西方列強」，按照自己意志和談判方針取得「完勝」。
不過，問題尚有更複雜難纏的一面。為了和平解決問題，從歷史和現實出發，北京在收回香港主權的同時，又要將「治權」交給被英國人殖民統治了一百五十年的香港人，又要繼續保留屬於西方世界價值觀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一開始，北京覺得沒有甚麼大問題，因為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和方式也是「高度集權」，英倫的「中央政府」意志及人事毫不費力、毫無阻隔的跨越萬里海濤在香港暢行，這套東西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集權體制「天然對接」。對此，朝廷大員當年便有「換一個港督、換一面旗幟」的輕鬆說法。
英國人當然不想這麼「輕鬆」，而恐共拒共的香港人更恐懼這樣的「輕鬆」。他們向北京提出「民主普選」未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要求，這就在結構上製造了「一國兩制」的「內在緊張」，製造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權力來源上疏離「一國」的中央政府。只是北京那時一方面非常看重香港的經濟價值，要遷就現實、安撫港人，一方面對未來掌控權力很有自信，一方面香港的民主普選還是遙遠的事情，也就在《基本法》中依了港人，不料後患無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