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學生運動在撤離立法院後，雖有台獨群體在立法院門外不退，被台灣警方清場而引發爭議，但總的來說塵埃已落。林飛帆、陳為廷等學運領袖已完成他們的目的，即使早些時出現內訌，被批評專橫，但他們領導權並沒有被外來的學生所搶奪，因此可以有進有守，在達到目的後撤退，且是趁大學考試前撤退，保留聲勢。
有人說太陽花學運有類似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示威。然王丹帶領北大學生開始靜坐示威之後，卻很快便被外來學生如柴玲、吾爾開希以更激進的姿態、言論，奪了領導權，因而曠日持久。王丹比林飛帆、陳為廷差得遠了。即使後者有衝擊行政院的分支行動，亦很快被收納回立法院靜坐。民進黨各大老進場參加，也變成配角，未被公開搶奪了媒體視野。或許這反映着台灣學運、政治運動的成熟，也或許台灣學運的組織更為嚴密和成功。不過，八九年學運時早期主操內部會議的不是王丹，而是王軍濤。
相對來說，林陳二人為蔡英文的擁護，卻堅持領導權；這是研究生與本科生的差別，也是林陳等人長期協助蔡英文政治組織的熟練經驗。當然，王軍濤、陳子明的政治組織在八九年之前還剛剛開始，與台灣民進黨無可比擬。因此，在八九年成為中國大陸的悲劇。王陳在當年九月也被當局了解其組織學運的責任而入獄，親胡耀邦的勢力不能趁趙紫陽上台而回朝。太陽花學運之後，馬英九政府只傷了面子，台灣政治依然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