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廢物處理問題已到了嚴峻的地步，垃圾圍城已不再是危言聳聽，而是真的有這一個危機。根據政府的估算，堆填區在未來不久便會飽和，假如沒有方法安置廢物，垃圾處理會是一個影響全港的大問題。要應付廢物處理的難題，政府的策略是以擴建堆填區，以及興建焚化爐來作應對，再加上廚餘處理和垃圾徵費，希望多管齊下以解決問題。
早前在擴建堆填區上政府鎩羽而歸，但現在社會已明白不擴建堆填區不行，而在焚化爐的興建上，政府在司法覆核中先勝了一仗，所以擴建堆填區和興建焚化爐的阻力已減小，剩下來的是如何理順堆填區擴建和興建焚化爐，也正是這個理順課題要兼顧民情，已不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要考慮市民感受、各位持份者的全盤考慮。
要理順民情，一個簡單的想法是，以財政補償方式來補貼受到影響的市民，使他們在權益受損之時，也可得到一些補償。表面看來這個見解很有道理，因為不管是堆填區或是焚化爐，這些都是屬於厭惡性的設施，會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所以用財政補償便顯得有其理據，不少人士提倡，可以用電費減免、差餉優惠或是減收垃圾徵費方式來以財政補貼。可是這些財政補貼在香港的獨特環境並不可行，環顧世界各地，以財政補貼形式補償受影響市民的地區，也只有台灣和南韓兩地，可見以財政補償方式來理順厭惡性設施的興建，在世上並不是主流，也不見得是最好的方法。
香港地理環境和台灣及南韓不一樣，台灣和南韓可以將厭惡性的焚化爐搬移到人迹稀少的地方，附近即使有居民，在數目上也比較容易分辨。可是香港地少人多，不論堆填區或是焚化爐，附近總可以找到居民的住所。要以電費、差餉、垃圾徵費補貼來作補償，所涉及的人數會很多。舉將軍澳堆填區為例，與將軍澳堆填區為鄰的居民自然苦不堪言，可是如何界定誰是附近居民卻不好說，若果以整個將軍澳區的民居作分類，明顯會有部分人士是不受影響，只是因居所是在將軍澳而得到財政上的補償，這是違反了原來補償受影響人士的意願。
所以筆者不認為財政上的補償是應該的，反而用設施上的補助較為行得通。例如在擴建堆填區之餘，以社區設施來補償當區的居民，這樣做會理順得多，因為社區設施是靠近厭惡性的物品，使用這些社區設施都是附近居民，可以針對性的作出補償。當然，這些設施是向全港人士公開，只是使用的大多數會是受影響人士；在理順上比較容易說得過去。
其次，在公共財政的角度看，以財政寬惠形式來補償，也不見得行得通。香港地方細小，但各區都有一些必須但屬於厭惡性的設施，以財政形式補償便會打開潘多拉的盒子。舉例來說，每個區都說需要醫院，但醫院會產生醫療廢物，更有可能有傳染病的風險，是以當要興建醫院時，地區人士都會認為有這樣的需要，可是不要在我的選區附近。假如以財政形式補償堆填區擴建，理順下所有具爭議的設施也可以用財政補償形式來應付，結果是全港各區都有財政補償，這樣不單沒法做到補償的目的，更會予人一種用錢解決問題的態度。
其實居民最需要的是理順問題，將滋擾減到最低，財政補償只能說是一種讓居民消消氣的做法，對解決問題不是針對重心。所以筆者始終認為，要讓堆填區居民得到補償，最合理的做法是以設施來應對，將來這些設施在使用後，更會需要聘用人手管理，也可以考慮原區人士優先就業，做法正如屯門曾嘴污泥焚化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