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由誰人、按甚麼方法詮釋？大陸法與普通法的差別，在於大陸法即成文法，成文既定，不易隨意詮釋，只能按法學作學理性研究，從而作出律義解釋。大陸法以成文為基礎，故嚴謹細緻，並同時排除成文以外的猜度。
反觀普通法沒有成文的最後根據，只依案例。不過，凡事未必各個方面相同，每案之間的差別使引用案例產生問題。除了案例是否適用之外，還有時間差別，若案例產生在幾十以至一百年前，期間社會經歷大變，案例是否可原裝照搬呢？社會發展演變帶來的差異，便需法官而非陪審團或檢控官解釋，以決定案例可否和怎樣適用於今天要判之案。
普通法始祖英國的大憲章，實際不被當作成文憲法，故英國體制最終決定權便從法官之手轉往皇帝任命的樞密院。美國沒有皇帝，但有成文憲法，但還需解釋，最終解釋就在總統任命的終身制最高法官。兩國解釋者還是法律人士，可他們最終解釋法例的權力卻來自政治任命，也未必是民主任命，事實上，終身制便與民主原則相違。
袁國強討論《基本法》時，引用的詮釋原則是，當法律明確列舉出特定人士、機構或情況便排除其他。這條原則是從負面清單轉為正面清單，便不能以負面清單的方法把其他不列舉出來的人士、機構、情況定為合法，袁的解釋清楚明確。泛民議員、學民思潮反駁憑的是甚麼？法律義理，抑或最高政治權力所授與的最終解釋權？不守法、不依法，這是哪碼子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