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活着就是希望,可惜阿昌的希望偏偏不是活着。四十四年前的一宗車禍,令當時年僅二十一歲的鄭友昌四肢癱瘓,每日度秒如年,自父母、兩名同屬癱瘓的心靈戰友斌仔(鄧紹斌)與林偉雄相繼辭世後,阿昌的生存意志日減,曾數十度自殺不遂後,阿昌今天再度低喊絕望的呼喚:「我要安樂死!」事件再次令人關注全癱人士面對的困境,惟政府對四癱人士支援嚴重不足,亦未有積極跟進個案,令四癱人士失卻生存鬥志。
一九七○年的三月,阿昌剛在美國完成汽車及飛機機械工程課程回港,前途本應一片光明,可惜一宗悲劇扭轉了一生。現年六十五歲的阿昌憶述,當年的三月十五日租了一部私家車載同一家五口前往掃墓,阿昌負責駕駛,「嗰日落大雨,條路好滑,擋風玻璃外面好濛,架車行行下就突然間失控衝咗落山……」阿昌默默地訴說這段一生也不能忘懷的痛苦記憶。
當談及意外細節時,阿昌的聲音突由微弱輕柔變成顫抖焦慮,「冇晒知覺、擘大眼已經喺醫院,但全身都唔郁得,出晒力都只係勉強郁到隻手。」阿昌坦言,「生不如死」乃是四十四年來的生活寫照,每日無法離開床與輪椅、要等待他人餵食照顧,不斷承受抽筋、腎石、鼻孔因長期插入輸氧管而破損,以及身體長時間無法彈動而形成的壓瘡爛肉等痛苦。
自出事後,阿昌的父母不但肩負起照顧者的責任,亦成為阿昌的精神支柱,但隨着父母相繼離世,加上身體情況日漸轉差,阿昌便開始萌起輕生的念頭,「試過絕食自殺,但係每一次都畀人夾硬救番,綁我喺床唔畀我死,點解我連死嘅權利都冇?」阿昌過往曾聯絡社署,惟當局批出傷殘津貼後便從未有社工接觸,「因為佢哋唔係我,唔會切身感受到我嘅痛苦,就算係社署又好、幾專業嘅社工都好,都唔會幫到我,我只係想安樂死。」
阿昌坦言,生不如死與求死不能的痛苦,即使是至親亦無法理解與感受。阿昌於傷後初期仍會參加互助組織活動,期間「認識」到兩名心靈戰友,「未見過林偉雄,但就見過斌仔,雖然只係傾咗一陣,但一個眼神就已經明白晒,知道大家有一個共同爭取嘅目標。」
阿昌口中的心靈戰友乃林偉雄與鄧紹斌,二人分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及○四年去信政府要求「安樂死」,亦曾引起社會極大回響,可惜隨着二人離世,相關討論又變得無聲無息。阿昌批評政府在「安樂死」議題上只有「三分鐘熱度」,亦不滿未有設立專責部門了解及研究全癱人士處境以及「安樂死」議題,「今日我出嚟講自己嘅故事,就係希望政府再次關注呢個議題,畀番個生同死嘅選擇權我!」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主席李遠大指出,十年前斌仔的個案引起極大關注,政府落實部分措施協助全癱人士,例如提供特別津貼聘請外傭、成立十六個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但對互助組織的協助卻不足,「互助組織透過同路人互相照顧、支持,等佢哋唔會覺得自己去到生命嘅終結,但好多互助組織都係非政府資助,或者只係一次性撥款,資源好唔夠!」李認為,政府應該向互助組織增撥資源,為全癱人士提供全面協助。
「通常要啲病人主動求助,或者經傳媒報道先至引起關注,其實社署應該主動接觸全癱人士,畀心理輔導佢哋同家屬。」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亦指政府對全癱人士支援不足,建議為每個病人度身訂造所需要儀器及工具。至於「安樂死」議題,張指政府多年來極少討論,時至今日仍未得出任何結論,認為有需要作嚴肅檢討。
社署發言人指出,社署多年來一直有向當事人提供經濟援助,而相關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則從未接獲當事人的求助。
記者阮佩君、林松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