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政府第二份施政報告，可稱為扶貧報告，與第一份的房屋報告，都顯示出梁振英政府在解決回歸以來積壓的社會民生問題的決心，但這主要是補課工作，目的是解決或紓減問題，使社會矛盾減少；順應民意，卻沒有研究其中所包含對香港社會經濟結構轉變的深遠意義。
某一程度上看，梁振英政府只是回歸到殖民地時代麥理浩所開啟的發展趨勢。回歸前的泡沫化和回歸後曾蔭權的倒退和金融房地產化，使社會民生問題積壓，社會矛盾激化。解決或紓解這些問題當然有助於穩定香港現時的社會政治。麥理浩時代香港經濟以製造業為主，產業結構沒有今天那樣狹窄，而當時仍提出工業多元化的戰略要求。
經濟戰略發展與社會民生發展相輔相成，姑勿論麥理浩與英國當時是為了與中國談判香港在九七年後續約，這樣的戰略比起東亞其他國家與地區如日韓台，更帶有發達市場經濟福利社會的色彩。
梁振英政府的兩份施政報告所呈現的，屬於沒有經濟發展戰略的麥理浩方案。或許，在餘下的三份施政報告，可能再增加經濟發展戰略，體現出梁振英政府按部就班，先急後緩的施政作用。
不過，若為了使政策相互協調，也使社會各界能了解清楚政策的趨向，參與政策的討論與設計，梁振英政府還應提出一個香港發展的願景來。一個大的發展方向加上現在到二○三○年的遠景發展概念，將可凝聚社會的各方力量，減除不必要和無謂的爭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