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六日，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牽頭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在北京成立，一百四十四名會員中只有廿八名港人，當中幾乎全為親北京人士，雖然他們說研究會非為政改問題而立，但表明「不會迴避政改問題」，很明顯為北京在政改輿論之戰炮製「學術權威」觀點。
會後，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引述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總結中港學者的意見，指政府管治有困難，除了中央協助和政府自行處理外，香港社會各界亦需要反思多個問題，例如「人心仲未回歸呀、點解社會上咁多矛盾衝突呀、點解出現好多新課題，例如本土主義呀、青少年點解對中國共產黨咁反感呀、或者係啲媒體有部分點解咁針對特區政府同中央呀，呢啲問題之嘛！」毓民讀罷這段報道，不禁想起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借助小說主人公托馬斯的一段反思，影射共產黨員死不認錯的劣根性。
托馬斯在「布拉格之春」期間，觀察當時比較開明的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重新檢視前朝領導人惡政時，在社會所引起的爭論：「任何一個認為中歐某些共產黨當局是一種罪惡產物的人，都疏忽了一個基本事實：罪惡的當局並非由犯罪分子們組成，而是由熱情分子組成的。他們確認自己發現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衞這條通道，竟可以迫不得已地處死許多人。後來的現實清楚表明，沒有甚麼天堂，只是熱情分子成了殺人兇手。」「隨後，人人都開始對追隨當局者們叫嚷：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不幸負責（它已變得如此貧窮荒涼），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主權失落負責（它落入蘇聯之手），你們還應該對那些合法的謀殺負責！」「被指控的人卻回答：我們不知道！我們上當了！我們是真正的信奉者！我們內心深處天真無邪！」「末了，這場爭論歸結為一個問題：他們是真的不知道呢還是在掩人耳目？」
托馬斯就此回顧了古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的故事：伊底帕斯在不知就裏的情況下，犯了「弒父娶母」的彌天大罪，他知道真相後，不像共產黨員，認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他無法忍受這種「我不知道！」所造成的慘況，他刺瞎了雙眼，從底比斯出走流浪。
最後托馬斯如此總結：「當……追隨當局者為自己的內心純潔辯護時，他想，由於你們的『不知道』，這個國家失去了自由，也許幾百年都將失去自由，你們還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內疚嗎？……你們怎麼不感到恐懼呢？你們有眼睛看嗎？如果有的話，你們該把眼睛刺瞎，遠離底比斯流浪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共也自詡「偉大、光榮、正確」，幾十年來在其統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人民，數以千萬計，當下中國更是一個「無官不貪」的腐敗國度；三十多年來把香港弄得烏煙瘴氣，比昆德拉描述的捷克共產黨員尤有過之，香港出現「人心未回歸、社會有矛盾衝突、本土主義、青少年反對共產黨、部分媒體針對特區政府同中共」的現象，中共不承認是自己的政策失誤問題，卻要求「香港社會各界亦需要反思」，香港人不需要中共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自盲雙目，再自流放，他們只需要承認自身政策的失敗，順應時勢，還港人自治，便十分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