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CEPA或上海自貿區在政策開放方面，都從原來的正面清單改為負面清單：以前是把容許的範圍一一列出，沒有列出的便被禁止；現在是把禁止的列出，沒有列出的便被容許。內地及香港有些人說，這是大進步，代表進一步的開放與自由化。實際上，這兩種做法反映大陸法與普通法的不同取向。
大陸法是成文法，故批准或規定都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表達。這不等於成文法一成不變，法律可增添，只是要經過立法或修法程序。普通法原則是禁止的列出，沒有列出的不受限制。普通法契約的因素主要是個人之間，少有集體契約，目的是要保護個人利益，少受限制，減少政府乃至法律制約。我不敢說大陸法與普通法哪種更好，兩者的原則與目的都不同。普通法的自由度高於大陸法：大陸法以裁判為主，需嚴格依據法律；普通法則用陪審員與案例，法官選擇解釋法律的自由度頗大。
以這兩種不同法律體系用在引進外資、外貿等的政策範疇，若政府的目的是盡量放寬，負面清單的方法更有效，因這把政府在清單所想不到的範圍都通通開放，只等有問題後才把禁止的範圍增添在禁止之列。儘管事後修改會帶來不少風險，不過，亦可通過法官解釋以判例補救，不需事事要重新立法。
然而，假若某些政策範疇風險巨大，出了問題影響深遠，那就不適宜負面清單的做法。例如金融、外匯等，保守謹慎是上策，還是大陸法正面清單的做法更為穩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