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傳出中共籌組倣效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但職能不止協助領導層制訂外交政策及戰略，還包括境內維穩，中聯辦及港澳辦亦有代表在委員會中，此間部分報章把中共國安會和前蘇聯KGB相提並論，引喻失義，毓民已在《太陽報》指出其錯謬之處，在此不贅。但中共把香港政改上升至國家安全戰略層面，企圖凸顯當權派的強硬路線，可以預見，故現在是回顧中共對港政策變遷歷史的時機。
香港是西方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副產品，但英國人引進的典章制度，亦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助力，既是洋務與維新運動的參考對象，也啟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晚清以後香港亦成了保護各方異議者的「安全港」，中共得天下前，不少地下共產黨員亦得其庇蔭。所以，香港從來就是顛覆中國惡政治的基地。
一九四九年共軍席捲大陸，卻不乘勢收回香港，毛澤東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決定，有其利益考慮；中共決定一面倒向蘇聯，但不想與西方陣營斷絕來往，故保留香港這管道，既可搜集情報，也可進口禁運物資，「六七暴動」期間仍是自我克制。始料不及的是，這決定也保留了香港的英式典章制度及相對自由的環境，更令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浮面，由於英方高調行事，變相迫使中共承認不平等條約，令鄧小平騎虎難下，加上當時國際戰略格局是中共與西方陣營聯手對抗蘇聯，故中共有條件收回香港。
鄧小平對中港的制度優劣尚有自知之明，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諾，穩定人心。可惜後來八九民運血腥鎮壓收場，政治氣候大變，極「左」路線抬頭，香港過渡期最後七年政爭不斷。
江澤民主政初期（鄧小平仍主導一切），中共與英方達成默契。一九九二年十月，港督彭定康委任董建華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目的是使董熟習政府運作，為出任首屆行政長官作準備。董在英美政商界都有深厚人脈，可見當年的中英政爭是「鬥而不破」，中共也明白資本主義國家在香港有其利益，九七後並不代表中共可在香港為所欲為。
九七後，董建華管治無能，民怨四起，終引發二○○三年「七一」大遊行。當時胡錦濤接手中共總書記，胡一方面押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兩年後更撤換特首人選，雖然另一方面胡也透過中聯辦加強對港事務的干預，是典型共產黨「一手軟，一手硬」的作風，但胡「軟的一手」也順應民意，化解十年前劍拔弩張的政治危機。
胡錦濤選擇「貪曾」接任特首，所託非人，「貪曾」亦無視北京主子三番四次告誡他要解決「深層次矛盾」，結果形成今天「港共治港」的不堪局面。
回望六十四年來中共的對港政策，可找到一個共通點：若對香港寬鬆放手，則安定繁榮；若受極「左」路線干擾，則動盪不安。習近平在內政要「毛的更毛（政治上左傾），鄧的更鄧（經濟上右傾）」，其香港政策應向毛鄧對港政策的務實學習。
一八七六年，英國人建造吳淞鐵路，為中國首條鐵路，中國人卻認為是破壞祖墳風水，通車十六個月後被清廷以白銀買回及拆除。如中共繼續蔑視香港價值觀，試圖強行改造香港，其結局不單只會是吳淞鐵路鬧劇的翻版，到時港人離心離德，民怨沸騰，抗爭的對象便由港共「移情」至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