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不落地」政策實行前，台北的垃圾一樣靠焚化和掩埋，掩埋場設在近郊的內湖，鄰近居民自然不時抗議。台灣人愛抗爭，可也自知是個「生命共同體」，台北人有同理心，北市政府帶頭推動，市民也願意多做一些，全市居民合力的結果，解除了住近掩埋場居民的痛苦。台北行，其他縣市也一併跟進。
台灣社會，常予人民粹印象，不過是抗爭的人多；反過來理解，卻是整體社會慣常對異見者的包容，特別是對利益受損的聲音包容。垃圾掩埋，原本盡是市政府的責任，大部分市民都可乾手淨腳，可因為少數人利益受損，其他人便自覺有責任分擔。台灣人在垃圾處理上，是個全民參與把問題解決的結果，不難明白台灣人因此而感到自豪。
類似的氛圍，香港要數到七十年代，港英政府也試過推行清潔香港運動，老一輩人會記得「垃圾蟲」，那是提醒大家不要亂丟垃圾的象徵，背後也是人人有責的意義。特區垃圾問題，如果真如政府謂「共同承擔」，堆填區便不應只提擴建，源頭減廢更要準備上馬。三個堆填區已經擺在新界，真要共同，港九區居民便不能袖手旁觀，減廢措施推行，理應先在港九，後在新界。
源頭減廢行政上可分區實施，推行上更要重教育，過去這類政策的維護，幾乎都採懲罰原則，比如亂丟垃圾者、停車不熄匙者、禁吸煙區抽煙者都是罰則。今回大前提是減少垃圾量，減廢一旦實行政府已將大部責任轉嫁市民，確為市民帶來不便和負擔，便不妨先來點獎勵，比如減免差餉、補貼水電費等，實行起來也會阻力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