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詢是香港公共政策的重要一環，在港英時代已形成向持份者和公眾諮詢的做法。一般而言，諮詢可以分為多樣化，例如官員邀請對政策有研究或者意見的持份者，參與政策討論；作公眾或地區諮詢；至於較官樣文章的，則是以諮詢文件方式發放，要求持份者在一段時間內以書面回覆。這種種諮詢方式在過去行之有效，但現在已顯得不合時宜，如今無論政府作出了多少的諮詢工作，到最後仍是遭到反對，並且被反對方面以諮詢不足為理據予以痛擊。
平情而言，政府諮詢工作有既定程序，即要與持份者接觸、官員解說、書面報告，這些已是既定的工作安排。對官員來說，這些諮詢工作只是做足，即按本子辦事，其實不應該被說成諮詢不足。但現實是無論既定諮詢程序有多嚴謹，對受影響的人來說都是永遠諮詢不足，也讓諮詢工作每多變數。一個常見的情況是，當政策要進入執行期，往往會有不同的關注組出現，人們也會以種種方法去表達不滿，在鏡頭下的反抗情緒尤其高漲，政府在各種諮詢工作上吃了不少苦頭。一個以前行之有效的諮詢制度，在現在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問題是出自原來的諮詢體系配合不了現代的要求。
港英期間的諮詢工作可說是較為簡單，因為議會內的選舉成分不高，民意代表和政府在施政上可以有較良性、較合作的互動關係。而那時的傳媒和資訊不若今天的發達，即使有反對意見，也不易將之催谷成備受關注的事項。筆者並非否定以前的諮詢工作，而是說現在的環境改變了，也令行之有效的諮詢工作變得失去光環。網絡的興起絕對是一個令諮詢工作改變的原因，年輕人可以透過網絡，第一手接觸到不同的諮詢訊息，但缺點是網絡時間和空間太快，今天的訊息和資料，在明天可以因種種緣故而顯得過時。而也因為這個原因，即使前期進行了大量的諮詢工作，但因為這種快速的改變，令諮詢工作的成果不切合後來的形勢。於是乎就產生了一個弔詭的狀況，就是諮詢工作做了很久和很多，但到了後來卻被批評為諮詢不足，歸其底因，就是因為兩種個體對諮詢的定義不同。
說諮詢不足的是從當下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自然會覺得諮詢工作針對不了目前狀況，諮詢工作也當然是不足。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做法是檢視現有的諮詢規則和架構，因為體制不改，無論諮詢工作如何努力都會事倍功半。一個可以改變的方向就是從持份者的角度入手，例如在東涌發展第一輪諮詢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很大的爭議，但在第二輪的諮詢上卻有受影響的持份者出現。
據持份者的說法，他們根本不知道有第一輪的諮詢。從這個例子看出，很多持份者並不是沒有意見，而是在傳統的諮詢過程，他們往往沒有這樣那樣的資訊，以前在報道方面可以不理他們的小眾權益，但在今天這些小眾反對卻可以釀成大波，諮詢工作不能因循和墨守成規，其大道理也在於此。
我們還要對年輕人的世界多加接觸，年輕人對傳統的諮詢模式並不熱忱，反而他們可以在網絡世界上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和意見表達，在沒有好好的令這個持份群體得到回應，政策諮詢會不完備，也會令強烈的反對意見有萌芽植根的空間。對政府官員來說，諮詢、游說的工作更艱巨，共識更難完全達致，但多從不同角度出發，革新諮詢渠道，卻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