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恐怖襲擊後，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為了有效打擊恐怖活動，下令加強監控國內流動通訊，而國會亦通過《愛國者法案》，又授權成立權力無遠弗屆的國土安全部，民眾的個人私隱無可避免受到干預。
民眾普遍支持一定程度的監控民間活動，國家安全局截取互聯網訊息的限制亦大幅減少，但像「稜鏡」計劃那樣大規模監控網絡及流動通訊的做法，卻是民眾意想不到的事，難怪民間反應異常強烈。
情報官員認為恐怖活動變得更加敏銳與多變，反恐行動也更加富挑戰性，而互聯網上的訊息可提供線索，某程度上，反恐戰就是訊息戰，對互聯網加強監控，甚至入侵個人私隱領域，是有必要的事。
叛諜門事件鬧大之後，面對輿論責難，奧巴馬為監控行動辯護，直言美國不能同時擁有百分百的安全及百分百的私隱，表示民眾要作出取捨，暗示犧牲一些個人私隱，是難以避免的事。
「大數據」的興起，配合奧巴馬的積極反恐計劃，讓情報部門在科網企業的配合下，直接進入民眾的個人通訊領域，令任何監控計劃都變得非常敏感。當政府對「大數據」所顯示的「有迹可尋」的趨勢，與社交網上的個人資料進行比對時，個人的社交背景、活動以及人際網絡，會令個人私隱無所遁形。
斯諾登洩密事件發生後，人權組織譴責政府濫用權力，無所不用其極，質疑政府假反恐之名，行侵犯公民自由之實，也就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