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兩年後的埃及正處於第二次革命的前夕，民主選舉迎來穆爾西的政府。可是國際接受、推崇的普選式民主選舉並沒有帶來埃及的穩定和復興。政府四年任期只過了不足一年，各方勢力（保守、溫和及激進的，包括非穆斯林兄弟會的宗教組織、民間政治運動組織、人權組織和眾多的政黨）便聯手一致，要求政府下台。把埃及社會所有的問題歸咎於穆爾西的政府，把埃及的一切希望寄託在街頭上的群眾運動。反對派認為歷史又一次站在他們一方，二○一一年是未竟的革命，二○一三年要完成。
穆爾西政府上台時支持力便不高，與穆巴拉克政府的總理的競爭，只得不足百分之五十一的微弱多數票，而上任後也和競選時的同盟鬧翻，穆爾西總統的民望一年掉了一半。
穆爾西政府及其代表的穆斯林兄弟會說有八十多年草根發展的歷史，可是當權後並不能把政治經濟搞好。政治不穩，外資卻步，經濟賴以維生的旅遊收入銳減，貨幣貶值、通貨膨脹，依賴進口的糧食與能源短缺。政府變成靠借外債支持經濟和政府財政的運作，也不得不與原來舊政府的體制和解，對軍隊、內政部讓步以爭取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也無力兼顧地方行政和地方發展。穆爾西的政府實際只控制開羅與幾個主要城市。以這樣的行政力量，也缺乏經濟和社會的願景與資源，政府是動輒得咎，任何歷史積累下來的困難都歸咎於政府。政治危機助長經濟危機，後者加劇政治危機。埃及似乎只等待軍隊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