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旗手胡適曾如此替學生運動辯護：「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我們這樣承認學生干政的運動為『變態的社會裏不得已的事』……」
學生運動多數是以大學生為主體，而以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去年在反洗腦一役聲名鵲起，比大學生還要積極，也許反映出當今社會的變態，已比民國初年猶有過之！
上周末學民思潮提出政改方案建議，其中他們提議二○一六立法會選舉的辦法，將現時超級區議會議席撥入地區直選議席，地區直選比例將提升至約六成（實際只是略高於百分之五十七），讓立法會選舉順利過渡至全面直選，另外廢除分組點票。
假如這個保留功能組別的建議是出自泛民中最保守的民協，毓民不會贊同，但也不會太驚訝的，但由學民思潮提出，毓民則不免感到失望。青少年投身學運、社運，本應沒有成年人的包袱，況且以他們的年紀，到了二○四七年，也只算是剛剛步入中年而已，反而毓民其時若依然健在，都已經是接近百歲高齡矣，香港未來的政制，是學民思潮等年輕人的生存絕續所繫，有關政制改革的主張，為何如此保守呢？
古往今來的學生運動，都是站穩最進步的政治立場，五四運動時的學生，只會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收回山東，而不會向在巴黎的中方代表團建議，如何與列強「達成諒解」；越戰時歐美日各地的大學生，只會主張美軍立即撤出越南，不會為美國制訂「撤軍時間表」。
胡適當年曾經勉勵青少年說：「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如非政治狀況惡化至忍無可忍，學生本應先以求學求知為志。若然要挺身而出，捍衞最進步立場，就是其不可退讓的底線，學民思潮沒有必要「年少老成」起來，學政客制訂妥協方案。他們也應自我警惕，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既不受政客所惑，亦不應成為了政客的工具，只需要高舉「爭取立即全面普選」的旗幟，已經足夠。
去年「貪曾」在罵聲中離任，梁振英在某些人的寄望下上台，一年過後，新政府施政的不堪、腐敗，更甚於前朝，但「六八九」卻依舊自我感覺良好，去年被「六八九」所惑的市民，今年更應上街抗議！
另外有網上評論者，把毓民「全民制憲」的主張，同「梁振英下台」的訴求二元對立起來，莫名其妙。毓民當然不會反對群眾「七一」上街，更加不會收起「梁振英下台」的口號。但是○三年七一遊行至今十年，社會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董落曾上，群眾是乘勝追擊還是滿足收貨？「七一」是一定要上街的，「梁振英下台」的口號是非叫不可的。但將既有的「七一」模式神聖化及圖騰化，不去反思及提出更高層次的訴求，香港的民主運動，只會繼續「漫漫長夜，不見一炬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