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大遊行過後，碼頭工會及罷工工人的注意力將聚焦於與資方的談判，是可以預期的事。碼頭工潮之長已經是一項新紀錄，○七年的紮鐵工潮也不過是三十六日，可以說得上是光榮載入史冊。
媒體報道的熱點近日已逐步淡出，輿論的關注亦明顯弱化，政界與工運界中人亦揣測勞資雙方達成共識的時間應該相去不遠了。勞資雙方的底線已見鬆動，儘管勞方的激烈口號還在喊，但口號終歸口號，重回談判桌務實與資方磋商乃勢所難免。
即使工潮最終落幕，作為工友不滿的外判制度會否有所改變，值得重視。
工會早前要求復工之後的新合約，應該有更加詳盡的明文保障工人的工作條件與環境，尤其是食飯及休息時間以至職安健範圍的合理安排，薪酬加幅只是談判內容的部分而已。
今次工潮的起因，從制度的層面講，在於外判商屬下的工人在收入、工時及福利等各方面皆被歧視，與HIT的直屬工人相距甚遠，再次暴露出外判制度的種種弊端，值得社會關注。
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競爭超激烈，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生產過程分工愈益精細，工序可外判，達到靈活且有彈性，令成本得以控制。
從種種迹象可見，碼頭工潮凸顯外判工作無保障，HIT堅稱自己非資方，法律上毋須為外判工人承擔責任，可見處於生產鏈最底端的外判工其處境之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