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雖然規定了香港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但因為是「一國兩制」的框架，特首要由中央任命，這個「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也將有別於「獨立國家」的行政首長的普選產生，必須經中央「先過過手」。因此，《基本法》規定了，成立選舉委員會這樣的「篩選」、「預選」機制，首先由他們選出中央可以接受、任命的候選人，再提交社會，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
中央的這個設計當然十分穩陣、保險，既能「最終落實普選」，又不會失控。為了做好這方面的「開局」並行之久遠，中央特別重視二○一七年的首位「普選特首」的產生。如果二○一二年「最後」一位「小圈子」選出的特首能在一七年也在「普選」中連任，那麼北京根據《基本法》在香港推行的民主和普選「流程」及結果就相當完善也。「小圈子」選出的特首和「普選」產生的特首集於一人，兩屆十年的施政當然也會暢順很多，且能為今後繼續由「愛國愛港」的建制派中人當選特首打下良好基礎。
這位「承前啟後」、「擔當大任」的人，朝廷選中了梁振英，對他寄予厚望。朝廷以這樣的「戰略安排、戰略目標」為考慮，梁振英當年在朝廷那裏淘汰掉了唐英年是必然的。因為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當上特首者的民望和能力是最重要的。
不過，中央還是有些失算，在競選特首時「民望」和「能力」皆顯不俗、像那麼回事的梁振英當上特首，開始施政後就一瀉如注，判若兩人。政治、經濟、民生、社會、中港兩地關係、組班、用人等無一樣處理得好。北京和港人最初認為，梁振英剛剛上台，情況不熟悉，班子未健全、難免手腳施展不開，決斷不中繩墨，甚至會走進誤區。
然而十個月過去，多件重要之事的處理以及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的公布，都讓人看到梁振英的施政能力遠不能和他的「競選能力」相比。更可悲的是，他還始終自我感覺良好，固執、驕傲、剛愎自用如故。對必會發生的危險、危機，對已經相當強烈的民怨民憤掉以輕心，甚至完全把握不到社會脈象。
對於梁振英的低民望、低能力，朝廷十分焦慮揪心，這樣下去，北京在政改和二○一七年普選特首上的「戰略部署」就有可能受挫甚至失敗。香江反對派也已看到了這樣的「機遇」，提前發動攻勢，推出「佔領中環」和成立「爭取真普選聯盟」，從兩條戰線夾擊梁政府。
因為有「推行國民教育科」慘敗的教訓，梁政府已經成了驚弓之鳥。北京更是知道以梁振英的能力和低殘的民望，根本頂不住反對派的攻勢，於是只好自己「挺身而出」。朝廷三位大臣同時現身發起反擊，亮出底牌，「把話說狠」，點名道姓狠批反對派兩位頭面人物，表明這等人物不能當特首，不能「參加普選」，這樣的人必須在普選前「篩選」出局。朝廷重拳出擊，是要警告「佔領中環」無論搞成甚麼樣子、甚麼規模、怎樣收場，都不能改變中央的政改底線，都不能讓「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讓「佔領中環」知難而退，搞不起來。
中央表態後，建制派輿論鋪天蓋地，他們自己搞的民調也似乎在支持「佔領中環」不能成勢的預期。於是，梁振英政府又自我感覺良好，不斷對外放出樂觀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