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爬上高位，掌握大權，聲名顯赫，治理天下，有很多種途徑。這些不同的途徑多多少少會影響人們對他的評價和看法。因此，政治人物「出處」很重要，歷史很重要，上位的軌迹和方法很重要，這是研究政治人物需要注意的。
春秋戰國時期的商鞅有一次問趙良，你看我治理秦國，比起當年的百里奚誰更賢明？趙良回答說，百里奚是來自荊楚的普通人，聽說秦繆公賢明，就發願去拜見，做一番事業，但沒有路費，就把自己賣給秦國的客人當奴隸，穿着破爛衣衫給人餵牛、打草、幹粗重活兒。秦繆公得知此事後，把他提拔起來，重用他，充分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後來，百里奚位尊身顯，秦國人都很佩服他、敬仰他。而你被秦王任用，是因為秦王一位寵臣的推薦，不是因為你有特別的經歷和名聲，因此在秦人眼裏，你不能和百里奚相提並論，賢明方面自不如百里奚也。
當然，就歷史地位和名氣而論，推行變法、身遭車裂之禍、為大秦強國奠定基礎的商鞅是百里奚遠不能比的。但這是後人的「史論」，不是秦人的「時論」。政治人物的毀譽大多還在當下，他們的命運和榮辱大多由當下和時論決定，如今更是這樣的世界。
香港回歸至今，三位特首的「出處」頗為不同，人們對他們的「時評」也多會結合各自不同的出處和經歷而作出。
董建華的出處是「船王之子」，本人又是愛國大商家，他忠厚有餘，才具不足，最得朝廷信任，港人對他有彈有讚；曾蔭權的出處是港英餘孽，由英夷一手培養，此僚人品極差又顢頇無能、貪威貪食且特別「雞賊」，港人對他只有強烈民憤；梁振英的出處是「資深左派」，「專業背景」，才具平平，城府卻深，港人尚在繼續觀察，然多不樂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