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對香港理財的原則，有一個大概的規定，但文字上寫得比較鬆動，只是大原則的規範。例如量入為出，這種寫法非常籠統，甚麼叫量入，並無明示，量入並不等於不加稅，既然可以加稅，那就等於量入量出。現時財政司長表示政府是應使得使，那就再次說明沒有封頂死線。至於力求平衡，也無定論，力求而不可得，則是無可奈何。至於與本地生產值相適應，這個適應，並不是同比例同步，總之是有關連而已。而過去十年，本地稅收都是高於生產值增長。這就說明當年《基本法》的草委真有先見之明。
今時今日的經濟和政治形勢都和《基本法》起草時的背景有很大差異，《基本法》所列出的大原則，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不要說是對政府，就算是對中產小家庭，《基本法》那套理財原則也合用，但在這個大原則下，還有許多空間，可以深化和檢討。例如之前提過生產值和稅收的關係，香港和內地經濟加快融合之後，已經不能完全用生產值去預計稅收，例如國企來港上市之後，香港交易所成交大增，股票印花稅就和生產值沒有直接關係，賽馬投注升，馬會交的博彩稅也和生產值無大關係，公司利得稅也比生產值上升得快。
凡此種種，對香港現時稅收能力的估算應該有進一步的分析。至於政府儲備應該定在甚麼水平，如果怕政府收益大上大落又沒有穩定機制，儲備的用途也可以從長計議，尤其是香港已進入選舉式的民主政體，政府不能不回應民眾訴求，政府的壓力不是二、三十年前可以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