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不可能政通人和了。無論各方怎樣主觀希望，香港現時的政治社會矛盾需要解決，解決之後才有政通人和的機會，可是即使如此，香港政治還有兩個結構性因素妨礙政通人和的實現。
一是香港有不少的組織、群體並不希望政通人和，而是希望愈亂愈好，如人民力量、社民連，乃至泛民的一些人，另外體制之外正在冒起的不少群體和個人，它們的存在價值、發展機會都在於香港政治的不穩和混亂。
故此，它們不單只是反建制，而是一切為反而反，攻擊任何積極和建設性的措施，借政府不恰當的政策、社會現有不公平的現象，把一切的問題都歸咎於政府、歸咎於梁振英。
梁振英上台後，很奇怪的是他們不去追蹤批評曾蔭權的亂政，當一切錯誤歸於梁振英的時候，似乎曾蔭權對香港現時的政治問題、社會矛盾全無責任，與曾蔭權一起在回歸十五年裏大部分時候執掌政府大權的前殖民地官僚全無責任。為甚麼會出現這樣難以理解的政治現象呢？香港的社會科學學者和評論家們應好好對此研究。
二是特區政府承繼下來的前殖民地官僚的人事和文化，與香港要擺脫殖民地傳統的困擾正好相反，且成了絆腳石。一日不重整官僚體系，更改其傳統文化，一日特區政府便為之騎劫。梁振英上台是戰勝了官僚支持的唐英年，因而施政必然受制於官僚勢力。梁的施政報告備受惡評，不在於原稿而在於林鄭主持的官僚干預與修改。